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，情况就更糟糕了，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“隐私已经终结”。你看，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，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；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；计算机的发明，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；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，也在于此。

还有不少人自愿肩负“亲善大使”的角色。比如，香港女性会向内地亲友解释“自由行”对香港社会带来的负担、“水货客”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。而内地男性也会跟香港的亲友分享内地的最新情况，澄清某些刻板印象或误解，让港人明白内地近年在城市规划、市政卫生等各方面已大有进步，人民素质亦提升了不少。

《浙江: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》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